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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朱子很强调修养工夫，在修养工夫之中，特重视敬的工夫。不过，穷理之说更具有知识学的色彩，如果不能把握其方向，就容易滑向知识论。

程颢论写字，不在意写得好看不好看，而要存一个敬，也就是专注于写字而心不别用，这样写出来的字自然能体现人的真性情而不会做作。由此可见其对敬的重视。敬畏则是朱子对敬的最本质的说明。[57]《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5页。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

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身心、内外是合一的，不是二元对立的，心中之性必然地表现在面部、背部和四体之中，表现在神态举止之中，而不只是一个理性的设准。按照现代人的理解，科学知识是纯客观的、中性的，不关涉人的情感、价值的问题。接着章太炎以他所了解的科学知识来解释天体的构成和其他自然现象，认为古代中国人对于星辰和天帝的说法，都只是想象而已。

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他说： 孔子恶神权之太昌而大扫除之，故于当时一切神鬼皆罢弃，惟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数者，以临鉴斯民。或许是认为民族问题引发的纠葛过多，梁启超吸收国民的观念以取代族民的观念。这本著名的书，实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抗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

这事实上也是反对以夏商周的政治变迁来为三统说做依据。章太炎认为正是因为满族长期排斥汉族，养尊处优，适成为其自我毁灭的祸根。

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科技变革和政治变革分道而论。他讽刺康有为说：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解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为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99] 章太炎亦以世界各国的历史特别是日本的历史为例来论证暴力的合理性。由此，章太炎总结说：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

他在《请釐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中批评康有为说：《孔子改制考》一书，会导致民权平等学说横行，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但依然认为康有为是可用之才，敢言之气，[25] 仍主张销毁《新学伪经考》。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对此，康有为试图通过控制梁启超、欧榘甲等人来扭转康门内部的立场纷争，他警告梁启超等人说，如果我们背弃光绪，就是不义，你们若背叛我，也是不义，你们若要投奔革命派，那么只有公开宣言与与师门决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

章太炎终究不能掩饰他与康门之间的分歧。沿着这个思路，章太炎并不避讳说：他之提倡民族主义主要是关切汉人的利益，并非考究所有人的利益，因此他的思想的立场也是从汉人的立场出发。

[41] 1906年，因为《苏报》案而经历了三年牢狱之灾的章太炎出狱，并被迎往日本。试问中国同胞何仇于彼，而造此无量之苦海恶孽乎？[93] 因此，康有为设想了一种社会发展的路线图，他认为无君和均产的社会属于未来理想社会，欧洲须由立宪君主，乃可渐致立宪民主。

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保守，勿宁说是由于‘严谨而失之偏激。虽不专发一神教，而扫荡旧俗如此，功力亦极大矣。[57] 据当时参加这个讲学的顾颉刚回忆：他演讲了：先说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服，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就此两条而言，其实所针对的依然是康有为，从而也否定了康有为以孔教为提振国民信心的动力的意图。张之洞之属意章太炎当是以其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

不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而在这个阶段，康有为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和了解西方的宗教，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修正了他变法之前所提出的孔教主张。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局面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秩序和价值的双重危机之中，对此，康有为认为原因在于尽弃国粹、模仿西法。

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据马勇的整理，与庞注略有出入：盖素王者，其名见于 《庄子》，《天下》篇。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0页。传统的经今古文门户之争原不能涵容康、章两氏的政治思想。

[38] 而且因为儒家独尊，诸子之学被排斥，这导致孔子的思想成为统治者玩弄权力的利器。今观此义，则知始元终麟，实以自王，而河图不出，文王既丧，其言皆以共主自任，非图谶妄言也。[62] 这段话实质上是针对康有为的三世说而发。但在刘禺生的记述中，章太炎要狼狈得多，因为他是被打跑的。

其三世之法，与时变通，再过千年，未能出其范围。礼俗革变，械器迁譌，诚弗能一代尽之。

同为黄侃日记中记载道：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

[107] 这一点，章太炎自己也是承认的，直到章太炎逐渐从政治风云中隐退而回归传统书院式的教学方式，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偏执态度。陈石遗诗话某卷第二段，曾言太炎杖股事，故太炎平生与人争论不决，只言‘叫梁鼎芬来，太炎乃微笑而已。

2.章太炎在《瑞安孙先生伤辞》中说：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51] 在第二篇《孔教会序》中，康有为说，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羡慕欧美，但不知道欧美的发展是政治、物质和教化的并立，而政治与教化则是互相依赖的。章太炎说，今文家指斥《左氏春秋》和《周官》是刘歆伪造，那为什么不将之理解为刘歆也是借助这些著作来传达圣人之法呢？ 章太炎以宋翔凤解《论语》为例，认为其中多有附会，破析文义。至其自述怀抱，卓诡切至，语不缴绕，而入人肝脾，志士诵之，靡不按剑。

章太炎说，微言虽立意造端与一般文字不同，但并非如方士之神符不可解读，反倒是用以补充经的那些纬书更为难解。这点也影响到他的弟子们对梁启超的评价。

在康有为的支持下，陈焕章于1912年10月7日，即当时认可的孔诞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74]历史民族概念对于理解章太炎的民族观念十分重要，他所要强调的共同生活的历史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演至戊戌政变之际，康在坐痛哭，哭声与剧中之君臣相应。这个问题域的转换十分重要，即可以发展为讨论未来的国民应包含哪些人。